“顺直问题”越演越烈
日期:2009-12-11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正如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后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顺直问题这样难解决呢?

这要从北方党的历史说开去。北方党是在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亲自创建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在创建初期,他曾领导和组织过北方著名的工人运动,对全国工人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后又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北方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弱点:一是知识分子成分较多,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心存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等抱有很大幻想;二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工农同志,由于现实斗争的残酷紧迫,因而缺乏严格的阶级训练,存有雇佣革命的观念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三是大革命时期,党为推动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着力强调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各阶级要求,有些忽视自己阶级的独立行动和政治要求,模糊了党内的阶级意识。凡此种种,就形成了北方党内矛盾的历史根源。

而在现实中,党的五大以后,党中央派彭述之到北方组建了顺直省委,代替了原北方区委以指导北方党的工作。但彭述之到任之后依然坚持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政治上由等待主义变成关门主义,组织上实行宗法式的家长统治。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蔡和森、王荷波到北方组建北方局,指导北方党工作。蔡和森、王荷波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彭述之的错误,改组了顺直省委,使党内情绪日渐活跃起来,党的组织有了恢复,工作有了一定的开展。他们把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暴动、夺取反动政权作为北方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北方局暴动计划》,普遍发动工农斗争,给敌人以不断的打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等种种原因,致使玉田暴动失败和北方局被破坏。因而造成省委领导情绪异常消沉,工作陷入停顿。党内同志极为不满,认为这不是我们工人的党,完全是知识分子欺骗工人的把戏,因此强烈要求改组省委,党内矛盾开始出现。

据文献记载,1928年1月27日,召开了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会议进一步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集中批判了彭述之的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省委,由王藻文任书记。会议为打破彭述之的家长制统治,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调动了党内积极性,会后使党的工作出现了新气象。但1月改组会议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一是没有结合北方实际情况制定出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二是在批判机会主义错误中,过分集中于彭述之个人,过分否定过去的工作,把知识分子同机会主义分子联结起来,从而扩展了工学之间的矛盾。三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党内民主,模糊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四是忽视对党内经济主义倾向的抵制和批判,因而使其发展,造成党内的经济纠纷。

2月中旬,蔡和森奉命返回上海,结束对顺直省委的巡视工作,党中央派刘少奇为中央特派员到北方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这时,王藻文对出现的经济困难极为不满,工作消极。在他的错误领导下,顺直党内矛盾全面爆发了:政治上时“左”时右,不是盲动就是不动;以反机会主义为名责骂党的过去,责骂知识分子,造成党内严重的工学矛盾和派别观念;在党内发展个人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化;在经济上发展雇佣革命观念,造成不好解决的经济问题。此后,顺直党内发生一系列严重事件:3月,省委干部阎怀聘利用保(定)南各县党组织对省委的不满,自行组织“保南省委”与省委相对抗;4月,在北方国民党与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制定了一个以打杀为中心的盲动主义计划。当党中央批评了这一盲动主义错误后,省委由盲动转为不动,一切等“北伐军”到来再说;6月,国民党军队统治北方后,党内一些人竟认为“北伐成功了”,“革命胜利了”,有的党员动摇了,使党员人数日见减少。

7月,中共中央致函顺直省委,指出顺直党内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全党必须深恶痛绝地同党内错误倾向做斗争,改造党的组织。中央决定增派陈潭秋为中央特派员到北方,与刘少奇一起共同执行改造顺直党的任务。

同月,陈潭秋、刘少奇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省委关于顺直政治经济状况及党务问题的报告,批判了1月改组会议以后党内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制定了比较正确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批判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改组了省委,由韩连会任省委书记。

虽然顺直省委7月扩大会议的基本精神和内容都是正确的,但在解决党内矛盾的做法上存在严重缺点:一是没有抓住党内矛盾的来龙去脉,找出产生矛盾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二是看问题简单片面,一概否定;三是处理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机械纪律,带有命令主义。由于以上缺点,不能真正解决党内矛盾。致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却无人推行,使党内矛盾继续发展。9月初又发生了“京东护党请愿团”事件,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使顺直省委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职权。1928年6月,陈潭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顺直党的状况:“一、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使党员群众都觉得无出路,因此消极烦闷,对党怀疑;二、将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归咎于党的指导机关的政策,而是单纯地归咎于党的组织,更简单的归咎于某几个人。这种影响,使一般同志只是着眼在个人,互相猜忌,把党仅置脑后,因个人问题掩蔽了政治与党的一切工作;三、因为极端民主化的影响,使党的纪律大部废弛,省委威信极低,没有能力命令或处分同志。严格的说,省委决议案在上层没有严格执行,省委书记可以不服从省委决议案,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下级党部更时常以轻蔑的态度为豪,对省委的警告和处分视若无睹;四、对机会主义的另一种解释,差不多以知识分子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在隐约中不免有工学界限;五、说过去负责人经济不清,于是引起了党内纠缠不清的经济斗争。”

对于顺直党内矛盾的严重发展,陈潭秋、刘少奇认为省委“能力薄弱”、“信仰完全失去”,已无法工作,遂于10月28日与韩连会三人,以中央特派员与中央委员名义发出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行使职权,停止京东四县党组织活动,建议中央组织专门特委解决顺直党内矛盾问题。在中央特委未成立之前,省委一切工作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三人直接处理。

1928年10月间,陈潭秋再次到上海,向李立三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情况。李立三说:“北方党目前比较乱,在莫斯科已经研究了,准备召开顺直扩大会议,任务是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你们先去天津筹备这次会议。”他告诉陈潭秋:“这次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到天津主持顺直扩大会议,因为他对北方比较熟悉。你们赶快回天津,准备迎接周恩来同志。”

陈潭秋回到天津,首先介绍了李立三给他看过的文件精神和中央的情况,并研究决定大家分头下去,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做大会的筹备工作。

12月初,调查研究工作结束,省委着手大会的筹备工作,起草党务问题、农民运动、青年工作、“济难会”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其中政治决议案只搞了个提纲,等周恩来到来后参加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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