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乱局当前勇担当 排解矛盾费心力
日期:2009-12-11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临危受命 奔赴顺直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1927年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顺直省委成立后,身为省委书记的彭述之,公开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组织上,完全实行家长制统治,工作不能打开局面,党员干部思想出现混乱。尽管顺直省委进行了两次改组,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讨论顺直省委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分,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事务工作,并与天津、唐山党组织工作发生关系。

顺直省委,指的是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被破坏后,北方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因为历史上北京又名顺天府,河北省历史上叫直隶省,所以北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就叫了顺直省委。1928年6月6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北京、天津。中共顺直省委除了主要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地区党的组织外,还兼管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豫北、陕北等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刘少奇奉命到顺直工作,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顺直地区党组织历史上是有过辉煌的。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中共北方区委。党组织经过了广泛建立和发展,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革命工作有过显著的成绩。

但大革命失败后,顺直党的工作遭受到严重打击。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在北京残酷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党人,北方党组织失去了领导中枢,工作几乎陷于半停顿状态。

5月1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建立顺直省委,以彭述之为书记。5月下旬,中央指示出席中共五大的北方代表陈为人等速回天津,筹建省委。但在传达中央关于组建顺直省委的指示过程中,天津出席五大的代表与陈为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由此产生了纠纷。6月中旬,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8月1日,顺直省委正式成立,彭述之任省委书记。但11天后,又改任宣传委员,刘伯庄任书记。由于省委内部个人意气争执和党内派别纠纷,引起党员的极大不满。

  中央八七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首先建立中央的派出机关。在北方,决定设立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9月2日,蔡和森和王荷波来到天津,立即向顺直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设立北方局的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蔡和森和王荷波开始着手解决顺直问题。9月中旬,北方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工作及顺直省委改组问题。在会上,王荷波主张顺直省委应彻底改组,对彭述之问题进行根本解决;蔡和森等主张彭述之仍应在省委,但不作书记。

  9月22日至23日,王荷波、蔡和森亲自参加了顺直省委召开的改组会议。会议开始时,彭述之宣布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王荷波当场进行了纠正,并宣布召开的是顺直省委改组会议,自己亲自主持会议。蔡和森向会议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他系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改组省委中应当坚持的原则和改组的目的。23日,在蔡和森的主持下,顺直省委进行了改组,由朱锦堂接任省委书记。这是“第一次改组”。尔后,玉田、唐山等地党组织也相继进行了改组。

顺直省委改组不久,10月18日,爆发了北方农民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号召的玉田农民武装暴动。由于力量悬殊而失败,省委常委于方舟、杨春霖在攻城中牺牲。改组后的省委常委会成员残缺不全,指导无力。而被撤销省委书记,仍留在省委工作的彭述之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采取非组织活动,在北京市知识分子中组织反对派,反对改组后的省委,进而实施“第三党”的宣传及组织准备工作,致使省委越发思想混乱和工作不力。党的下层同志对此不满,要求改组的呼声很多。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召集北京党组织开会,解决纠纷问题,由于叛徒告密,王荷波和与会者18人全部被捕惨遭杀害。北方局、顺直省委和铁总等机关也相继被破坏。到1927年底,顺直全省的共产党员从2670人减少到1028人。

由于北方党组织接连遭受严重挫折,许多党员一时看不到出路,相互抱怨、指责以至攻击,闹个人意气和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彼此形成成见,组织更加涣散。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11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北方局,顺直省委直接受中央领导,顺直省委执行北方局职权,管理北方党的工作。根据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中央要求北方各省党组织进行改组。在12月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蔡和森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这一指示,认为北方的党部才改组不久,中央应该相信已改组的党部,顺直省委的情况是好的,朱锦堂是可以胜任书记的。中央最后采纳了蔡和森的建议,北方各省党组织不改组,并派蔡和森为中央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常委会还通过了蔡和森起草的《北方工作决议案》。决议案对彭述之所犯错误作出如下决定:“立即停职,由中央巡视员和森同志会同直隶省委彻查此案并报告中央核办。”

12月18日,蔡和森由上海返回天津,开始履行中央指派的巡视工作。19日,在顺直省委常委会上,蔡和森传达了中央《北方工作决议案》,但没有传达关于彭述之停职的决定,只说中央要彭述之回上海。20日,彭述之动身去上海。

  蔡和森来到天津后,经过几天的调查和研究,发现顺直党组织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好,而且,还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他于23日写信给中央:“此间党员群众对省委常委会表示很不满意、激烈的批评,并激烈的要求驱逐彭述之与改组省委。”所以,他不得不改变后来不主张北方各省委重新改组的意见,要求改组省委。在蔡和森离开上海后,中央也觉察到直隶党部的改造,“还只是改组了几个上级党部(省委市委),还不能算真正的改造了直隶党部。”因此,中央便于25日去信顺直省委要求“和森须于1月18日以前结束巡视工作回沪。”1928年1月6日,中央常委会在听取了彭述之、刘伯庄关于北方工作报告后,认为顺直问题比较复杂,遂决定停止省委改组工作,调蔡和森、朱锦堂来上海解决问题。但蔡和森在没有接到中央来信之前于1928年1月14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会议。会议批判并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明了整顿各级党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提出了整顿组织的方法和步骤,使顺直党在原有的基础上趋于巩固和健全。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党内问题等决议案。改组了省委机关,推举工人出身,但政治水平、思想觉悟都很低的王藻文为省委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党籍。这次改组,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完成它的任务,虽然有政治决议案,但“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对革命形势缺乏正确估量,因此不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加剧了党内纠纷,机会主义在党内仍有市场。反对过去,太集权,而走到极端民主化;反对过去经费用到机关上,而走到乱给津贴,助长同志雇佣劳动思想,反对神圣机关主义,而走到任意骂党,任意反对指导机关;反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而走到否认过去一切,从而造成六七月间党内爆发的政治、组织危机。

  蔡和森在接到中央要他回上海的信后,认为彭述之问题不是和森与彭述之个人之间的问题,关于省委改组,省委将向中央作详细的报告。因此,他不能立即回沪,决定派王藻文、傅茂公(即彭真——编者注)、张昆弟及朱锦堂再赴沪,向中央汇报。1928年2月7日、13日,中央常委会分别听取了朱锦堂、傅茂公、王藻文关于顺直工作的汇报。经过讨论,于2月16日发出《致顺直省委及全体同志信》。在信中,中央肯定了顺直省委的这次改组,但也指出这次改组存在严重错误,具有否认过去一切的倾向,有抛弃民主集中制、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2月中旬,蔡和森在中央的催促下,返回上海。在对待顺直省委改组的问题上,由于中央的不坚定性,给顺直党组织造成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使本来对一月改组不满的党员干部,更加无所事从,在这种极端混乱的状况下,3月,又发生了“保南临时省委”事件。保南的中共顺直省委干部阎怀聘等人,利用保南各县党组织对省委改组的不满,他们认为,一月省委改组会保南地区没有代表参加,新选出的省委不合法,随擅自在正定组织“保南临时省委”,与顺直省委对抗。这样,顺直省委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工作无法开展。在这危机时刻,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天津,着手解决复杂而又棘手的“顺直问题”。

 

 

0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