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日期:2009-12-11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刘少奇在1928年3月下旬到达天津。这时,顺直党内有些人就问他:“听说中央不承认顺直省委,是不是真的?”还有人问他:“派你到北方来,是不是要改组省委?”有人甚至认为彭述之、罗亦农等是一个有组织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占据着中央,进行无组织活动。刘少奇回答说:“彭述之问题以后不要多谈了。顺直应该考虑怎样来设法发动群众斗争,加紧工作。”顺直省委的同志曾要他参加省委领导工作,他也曾向中央及全总写信提出上述要求,但中央及全总都没有同意。

为了搞清楚顺直党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的结症,刘少奇先从调查研究入手。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他认为,顺直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无政治决议案,即而无政治上明确的指导思想,党员干部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极端民主化倾向十分严重;消极的反机会主义,由反机会主义变成了另一种错误,否认过去的一切,是完全的消极的反机会主义。不少党员对省委失去信任,对党的决议和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能够把省委或中央骂一顿就是“好汉”。省委在当地党员中威信和职权极低,上下级经常互相埋怨,有几次省委给下边的干部和党员发出警告信,一些人不等看完,就勃然大怒,将信扯碎。下级组织作出的决议却要省委执行,如不执行便指责谩骂。省委正常的工作无法进行开展,党员不经过组织的许可,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有些地方,党的组织生活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

顺直党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闹经济主义。北方党组织过去对失业党员和党的干部发给津贴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极大减少,这样致使许多地方党组织感到“经济困难,工作无办法”。当时,王藻文从上海回来时仅带了数百元,只用了二三个礼拜,于是消极的现象发生了。不仅如此,此时又接到中央关于经济自己解决的通知。王藻文等人十分不满意。王藻文时常给大家许愿说,大家作工吃饭不成问题,并单独给钱于人,或单独决议给某人生活费。由此造成了“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

  在王藻文的错误影响下,某些党员把党组织看成是“金山、银山”,有的甚至做假报告向党骗钱,没有钱便向党作斗争,直至叛党。

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刘少奇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使顺直省委工作尽快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王藻文身为书记,却时常闹分裂,完全丧失一个领导人的政治原则。在顺直省委常委的一次会议上,王藻文报告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时,丧失理致地说:“中央对于顺直省委完全没有诚意,中央故意截留顺直省委的经费不发,故意与顺直省委为难。”还大发雷霆地说:“中央不要顺直了。”在他的故动下,有一些人对省委能否维持下去产生怀疑,并向刘少奇提出质问。有的人甚至破口大骂,说:“不维持了,把顺直省委解散算了!”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刘少奇在会上作了耐心的解释。他说:中央经济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我在中央知道。我在上海时没有感觉到中央不要顺直省委,或有同省委为难的倾向。他指出:“至于维持顺直的党,这不成问题,自然要竭力维持。我们还活着一天,即须维持一天,无论如何,要维持到我们大家死完的一天方止。”

顺直省委某些负责人认为中央不承认省委,于是攻击中央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机会主义派别”。刘少奇批驳了这种错误言论,明确指出,虽然中央有错误,但“还不能认为中央有一个有组织的派别”。

第二天,王藻文召开天津活动分子会议,继续挑拨与会者反对中共中央。刘少奇派张昆弟找王藻文谈话,并在省委常委会上批评王藻文的错误,指出它会影响一般同志思想消极,造成损失。

1928年4月中旬,蔡和森从上海到达天津,拟经过库伦(今乌兰巴托)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因为赴库伦的道路不通,他于5月5日离开天津返回上海。在这期间,5月3日发生日本军队在山东济南残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刘少奇指导顺直省委发出“十五号通告”,要求以暴动抗击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蔡和森认为,十五号通告有盲动趋向,省委中有几个不赞成少奇盲动主张,下层同志感觉政策不合而愈加消极,经济困难,大家皆叫工作无办法。省委请中央立即派员来改组省委。蔡和森鉴于此,阻止十五号通告下发。蔡和森就替省委另外起草了一个政治决议案来纠正十五号通告。他还认为这个决议案很正确,尤其是提出了极端民主化问题,决定立即下发。

5月4日,刘少奇与蔡和森就顺直工作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刘少奇认为:“现在党的基础是相当有了,这些工人同志纵然有些毛病,如骄傲以及间或闹经济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太困难了,假若钱多工作是容易起来的。”他主张立刻改组省委,省委只留三人,其余皆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他委托蔡和森回上海后向中央报告他提出的立刻改组顺直省委的意见。蔡和森则认为立刻改组省委的主张含有卸责和迁就保南同志反对省委乃合法的意思。所以,他反对立刻改组省委,认为党的六大召开在即,到六大后再改组,他的主张后来得到中央的同意。

蔡和森回到上海后,5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汇报了在天津期间所了解到的顺直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常委会认为顺直省委当前工作紧张,领导力量薄弱,决定以中央名义于16日致信顺直省委,明确提出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顺直党的领导。

1928年6月,这时,北方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奉军退出京津地区返回东北,继续北伐的国民党军队(蒋、阎、冯、桂四个集团军)先后进占北京(同月20日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和天津。顺直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认为“革命成功了”。王藻文甚至提出:“我看,国民党我们现在可以不宣传反对,我们只宣传工人要东西,立工会;以前工人立工会,没有要东西,那是机会主义,现在我们可以要这样那样,多要一点,不要学以前那样蠢。”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王藻文的意见。他认为:“工人立工会,要东西多要一点,我赞成,但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不能根本放弃;不过,宣传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我们的言词和态度的技术要好一点,看各种工人的情形可以接受的宣传,我们就用那样的话去宣传,不一定要对立的去宣传。”顺直省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最后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由于王藻文的动摇,“到下面传达省委议决案的同志就说,省委决议不反对国民党了。”顺直党内一部分人本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一听说不反对国民党了,为了寻找个人出路,离开了党,拿着青天白日旗去欢迎国民党,企图通过投靠国民党谋得一官半职。这种情况,使顺直党组织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又陷入严重危机。后来,顺直省委虽然制止了这些行为,但宣传工作十分无力。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六大召开期间,在国内,由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中央委员任弼时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组成的留守中央,在6月8日和18日两次开会讨论北方形势及工作部署。李维汉指出:国民党军的“北伐”打到北京后,北方形势异常动荡,这种形势对我们发动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十分有利的。“号召全体顺直同志在积极工作中去寻得一切纠纷问题的解决”。顺直省委主要负责人表面上接受中央的批评,实际上并未领导所属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积极的讨论和贯彻,以致错误倾向继续在党内发展,造成纠纷不止的现象。

鉴于现在顺直党的力量较弱,如果这时没有正确的领导,党的工作有可能完全塌台。李维汉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提议派陈潭秋去顺直巡视指导。会议同意李维汉的提议。并指示陈潭秋去顺直后“应注意改变干部的观念并为之订出具体办法”。考察实际情况,酌量指导和帮助顺直省委整顿一切工作,召集省委扩大会议,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针。陈潭秋于6月26日离开上海,29日抵达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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