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头绪找根源
日期:2009-12-11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刘少奇在上海期间,还接受了一些新的任务:一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健全全国铁路总工会,以五人组织常委,常任工作三人,即刘少奇、纪六、昆弟;二是中央政治局决定刘少奇为《布尔什维克》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尽管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兼管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但中央非常明确地要求,他的主要任务仍是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所以在1928年10月中旬又从上海返回天津。这时,顺直党内又发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一是韩麟符问题。顺直省委7月改组会议给韩麟符处分后,一部分干部党员认为处分过重,随开始反对省委的决定。虽这一处分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但他们反省委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扩大。

二是王藻文问题。王藻文表面上接受中央对他的处分,实际上极为不满。他暗中联合了一批被党开除的人及党内的落后分子,变本加厉地向党闹经济问题,向党的各地下机关进行敲诈勒索,搞得党组织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后来叛变投放,致使顺直省委遭到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破坏。顺直省委不得不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三是“京东问题”。7月改组会议后,京东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的一些负责人认为,7月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后,省委仍有人闹经济问题,工作仍无起色,右倾消极,对下属没有领导,请示工作不答复。因此,他们要求改组省委。后来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以中央处理顺直问题专员“潭少连”名义停止京东党组织的一切活动。他们不服,乃成立“京东护党请愿团”,要去中央反映意见,控告省委,代表团成员有唐山市委书记、副书记傅卫宇、王才,乐亭县委书记李运昌(即李芳岐——编者注),丰玉遵中心县委书记宋哲三。

由于党内纠纷不断,“七月改组”的成就也化为乌有。

这时,陈潭秋按中央常委9月15日的决定,再到顺直巡视。他发现顺直党组织出现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省委本身缺乏组织领导力量。他和刘少奇商量决定:一方面报请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顺直一切问题,在三个月至半年时间内切实整顿顺直各级党组织,筹备党的全省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在中央特别委员会未到顺直以前,由陈潭秋、刘少奇帮助省委进行整顿工作。

这样决定后,原来反对省委的分子更加多方活动,并联络顺直各地来省委接头的同志一起反对省委,致使省委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职权。

在这种情况下,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的职权,并停止京东4县党的活动,其他各县、市的工作由他们三人直接指导;同时决定陈潭秋即去上海向中央报告,请中央迅速组织特别委员会到顺直解决一切问题,指导各地工作。

10月28日,韩连惠、陈潭秋、刘少奇联名发出第七号通告。通告指出:顺直党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机会主义遗毒仍在党内继续存在发展,省委能力非常薄弱,毫无工作表现,省委扩大会的精神也未传达到下级去,在工作上又发生许多错误,已经没有指导工作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下级基础又幼稚不健全,中级干部很少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观念。京东唐山、乐亭、玉田、遵化所组织的“京东护党请愿团”,并没有积极地站在组织上政策上提出建议帮助省委,而是消极地在个人小问题上反对、攻击省委,这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因此,“我们共同决定一方面停止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各县的活动,一方面请求中央组织特委会处理顺直工作及一切问题。除京东以外,各级党部在停止职权后,特委未成立以前,由我们三人直接指导管理”。现在顺直党组织的唯一出路,只有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中逃脱出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真实基础。要求各级党部接到通告后,进行认真的讨论,认清顺直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坚决地执行,并将讨论结果很诚实地客观地报来。

同一天,他们还以中央委员韩连惠、中央特派处理顺直问题专员陈潭秋、刘少奇名义分别写信给“京东护党请愿团”主要负责人傅蔚如(有人认为是傅卫宇、傅维钰——编者注),玉田、遵化代表宋哲三,滦州、乐亭代表李芳岐,通知他们:“我们已经决定即刻停止省委职权。”“但是你们京东同志反对省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只在消极的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省委,没有积极的全盘的在党的政策上和组织上提出建议,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个人的纠纷等倾向都在你们及其他反对省委的问题中表现出来。我们认为,这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充分表现。”“因此,我们决定暂时停止玉田、唐山、遵化、乐亭等地党部的活动,并停止你个人(指傅蔚如——编者注)的活动。”“目前在顺直尚无造成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我们已经建议中央在顺直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一切工作。”

10月29日,陈潭秋离开天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原因和经过。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顺直省委领导间产生严重分歧、各级组织涣散、派别纠纷不断的问题。此时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他在发言中说:“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我觉得中央委员会有一人去一下才好。”他不同意李立三提出的采取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认为这样只能增加纠纷,“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气”,“不应是两条路线”。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并作出几条具体指示,要陈潭秋立刻返津传达,恢复省委职权。在这个时期,顺直党的工作暂时由刘少奇、韩连惠负责。他们分别找京东党组织代表谈话,并具体讨论改造顺直党的问题。“京东护党请愿团”的几个人虽然对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是不满意的,但他们还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因此不得不声明在组织上接受省委的处理。

11月8日,刘少奇写信给中共中央:“在天津方面,党内的纠纷问题现在是停止了,党内气象较好。”“京东护党请愿团”几个人“对停止京东三处党部的活动是不满意的,但他们也声明在组织上接受我们的办法”。信中说:“因为许多工厂区域的联络线都没有了,我们准备出一个党内刊物,讨论党内问题,第一期专为顺直党的改造问题,在一星期内可出版。主要文章有:怎样做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怎样工作?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务?各同志的意见,不论是正确与否,通予发表,但对不正确之意见按篇给以批评。”这就是稍后出版的顺直省委党内刊物《出路》。

11月13日,陈潭秋返回天津传达中央的指示,指出要求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总完全做省委工作。3个月内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党内一切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刘少奇和韩连惠对指示表示不能接受。16日,他们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陈述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理由。信中说,目前在顺直党的基础上来改造顺直党,是产生不出领导核心的,需要中央来作中心与主力。只有在中央正确路线的推动和直接领导下,顺直工作才有希望。根据这种认识,刘少奇、韩连惠提出:第一,省委职权不能恢复;第二,如果党员个人有意见,应该由中央信任的代表机关在北方解决或答复,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及组织上有较大的意义、并和我们的路线完全相反的意见,才可去中央反映;第三,中央的指示似乎有为召开代表大会而去工作的观念,这是绝对不可行的,其结果只会爆发更大更多的纠纷;第四,唐山、玉田、遵化、乐亭的党组织,须经过改组才能恢复活动。在信的最后,他们坚持提出目前仍应实行10月28日三人通告的路线和方法,同时请求中央予以批准。陈潭秋也向中央写同样内容的信。

11月17日,中共中央复信,明确表示不同意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指出顺直党内纠纷以及目前一切坏的现象,是长期历史造成的,是许多不正确倾向的结合,是没有正确的党内生活、积极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深入党的下层群众的结果。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而是要积极地把党的新政策、新精神、新的工作方法,传达到下层组织中去,传达到群众中去,使群众在新的精神之下更深切地认识过去的错误,认识新的路线的正确,唤起党员群众起来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一切错误,然后这些倾向与错误才能根本消灭。因此,中央决定: (一)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路总工会,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应立即解散,因为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党纪的行为;(三)省委应在三个月内召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前,须积极改造各级党部,引进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去工作;(四)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禁止一切关于党内纠纷的讨论;(五)京东四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并由省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实行改组。

关于“京东护党请愿团”后来的情况,当事人之一李运昌回忆说:

  “当时我承认京东护党请愿代表团的组织是错误的,并接受了给我的处分。事后不久,就调我到顺直省委当秘书。1937年6月,我到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找我谈话说:1928年京东代表团要求改组顺直省委是对的,当时我把你们的活动要求说成是无原则纠纷,我们当无原则纠纷处理的,并给你们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是错了,现在宣布撤销这个处分。不久前,彭真也对我说:1928年京东代表团要求改组省委是对的,不是无原则纠纷,当时我任省委组织部长,由于王藻文、杨继禄、李德贵等几个人成天向党委要钱,闹经济问题,不给钱就变卖党机关的家具,甚至威胁党,确实闹得省委无法工作”。

11月下旬,刘少奇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顺直党的工作,详细陈述不同意恢复省委职权的理由。

11月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因此,会议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即张慕陶——编者注)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惠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

30日,刘少奇向中央写了书面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信中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一)怎样建立一个能够坚决地正确地到下层群众中去运用正确路线的指导机关;(二)在运用正确的路线和精神的前提下怎样去排除一切阻力;(三)在成份上怎样去改变和转移党的基础。他认为中央的指示大部分是:注意到怎样把党的正确路线运用到群众中去的问题,而对于谁去、谁能够去、谁去最好的问题没有十分注意。并且明确表示:“我坚决的不赞成‘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因为目前这些纠纷并不是有系统有是非的公案,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一些同志去准备更大更多的纠纷在代表大会来爆发,而不是整个的反对一切无谓的纠纷和个人意气。”

“中央认为我们处置京东代表团事件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是缺乏说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个批评是对的。”“当时认为这个办法不是一种处分,只是在请示中央期间的一种临时办法。”“但是,恢复省委职权,用省委去执行中央决定的任务与用别的机关去执行,两相比较,我认为省委的工作效能是要弱的。”

他提出,为改造顺直党组织,必须做好几项工作:(一)要把党的新的路线和精神及新的工作方法传达到下层组织和群众中去,使同志切实了解接受,在新精神之下兴奋起来,认识和改正各种的错误;(二)要努力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三)要竭力训练旧的有希望的干部,找出新的干部;(四)要竭力恢复下层的关系,召回已脱离关系的同志,使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工作起来。

意见最后说:“北方同志中有些对我确实有了些成见,最好中央能够调换我的工作。”

12月2日,他再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党内的纠纷问题,现在已经是不可掩盖的事实。这种纠纷并说不上党内派别的争斗,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在闹个人的意气,大半是非政治的无价值的个人意气。这些东西在党内发展不独不能使党进步,反只妨碍党,破坏党。”

1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刘少奇、陈潭秋的部分意见,并根据顺直党当时的实际情况,改变了11月17日中央致顺直省委信中“三个月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一切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改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来解决。

刘少奇一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对自己的批评,一方面坚持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一面批评刘少奇、陈潭秋,一面对他们的合理意见予以采纳,并立即改正中央的指示,这充分表明六大后的中共中央正在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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