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北方白区
日期:2009-12-12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风凛冽。一天黄昏,在陕西耀县通往临潼的大道上,一队人马在急急地赶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身穿棕色缎面皮袍,头戴礼帽,俨然像个富商,眼睛里透出沉着、聪慧、机警的光亮。他身后跟着一位“阔妇”。这就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几位随行人员扯开大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是护送刘少奇去临潼的游击队员。

刘少奇这次出行,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奔赴华北国民党统治区,主持北方局工作。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调刘少奇去华北工作呢?这同形势的发展有关。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刘少奇仍负责工会工作。1935年11月上旬,刘少奇和张闻天、博古、邓发、董必武、李维汉到达安定县瓦窑堡(今子长县),立即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并任委员长,将工会工作开展起来。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很大。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走向高涨。11月9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报告。讨论时,刘少奇在发言中突出地指出了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他说: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中国群众反日运动在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关门主义对自己力量不相信,对反革命力量过分之估量,生怕人家来利用了我们,因此不放心。我们有坚强的党,可以放胆去做。在统一战线中不会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部分的口号,去联合,一开始就提出全部的口号纲领。群众斗争的口号有一条轨道,可以引导到我们基本口号。

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组织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为反对“华北自治”,冲出校门,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被称为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顿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呼声。

在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形势与策略及军事战略问题。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提出要系统地纠正这方面存在的“左”的错误。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在白区的工作开始发生转变。

这时,河北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但是华北党的组织状况同它所担负的任务很不相适应。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负责领导华北地区党组织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1935年5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奉调回上海后,北方局的工作由河北省委兼管,当时叫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就是说,指导河北省党组织的工作时,用河北省委的名义;指导华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时,用北方局的名义。当时,高文华任河北省委书记,柯庆施负责军事和组织工作,李大章负责宣传工作。孔原走了以后,河北省委遇到两大困难:一是与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异常紧张。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河北省委着重开展了城市工作、兵运工作和发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工作。一二九运动后,河北省委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组织工作,华北的工作,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艰难地开展着,白区党和群众的工作也开始有了部分的转变,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犹如刘少奇总结指出的,“我们的党在白区保存下来的还有些什么呢?我们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和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社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华北党组织的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

但是,由于北方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同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保持联系,对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等一切决定更不知晓;过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错误,在党内仍有很大影响;但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普遍高涨,北方的工作局面急速扩大,北方党的领导力量已很难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因此这种状况必需改变。

为了加强北方局的组织与领导力量,在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就酝酿派一“得力同志”去华北。这个重任,很快落到刘少奇的肩上。

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人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这方面,党内领导干部中很少有人及得上他。1932年冬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领导苏区和白区的职工运动,曾经对“左”倾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斗争。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分工主管工会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

瓦窑堡会议前,刘少奇对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35年11月29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战略方针时,他就提出必须反对关门主义,认为我们有坚强的党,可以放胆去做,应尽可能运用上层统一战线,取得公开机会,去领导和组织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日运动,在反日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基础。

12月3日,刘少奇撰写了《抗日反蒋与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文。在文章中他认为:“检查我们最近几年来领导抗日反蒋运动的经验,我们主要的弱点与错误,恰恰在不善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恰恰在这里我们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在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着对于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的倾向,没有认识统一战线的问题,是我们目前领导抗日反蒋运动中最中心的策略问题。”他指出:很好地成功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我们目前团聚与领导广大民众的抗日反将运动走上胜利之路的关键。他教育干部要学会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只是下层的,而且是上层的,不仅要在工人、农民、士兵中同各种不同主张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而且要同某些军阀、某些政治派别、某些有群众的社会上层分子进行统一战线”。只有同一切反日反蒋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同盟,并进行坚决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

刘少奇是党内一位善于动脑筋,善于思考的领导人,他对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所决定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关门主义的方针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又具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选择他担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自然十分适宜。这对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实行党的新的路线,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负总责的张闻天曾就派刘少奇去华北主持北方局工作一事征询他的意见。

张闻天说:“北方局管理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北方的领导,需派得力同志前往。你是否可以去?”

“可以去。”刘少奇表示同意。

张闻天接着说:“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

1935年12月2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浩、李维汉等。张闻天提议派刘少奇去华北。他说: “北方局目前有三个人在那里工作。工作情形怎样不清楚,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不论工作怎样,它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少奇可以去。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他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工作,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他去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目前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了北平之外,还要加强对热河、满洲的领导。在游击战争方面,直南(指河北南部——编者注)与豫晋游击队要向西发展,与我们东进取得联系。

“去了之后要大胆的运用党的策略,同时还要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如城市不能站脚,可到乡村或游击队中去。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要找出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利用。

“因为我对北方地形不熟,难以给以具体的指示。我想主要的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当时虽然知道北方局有三个人在负责,但对他们的工作情形并不清楚,难以作出具体的指示。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党的新的路线”可以作为依据,但究竟怎样开展工作,只能靠刘少奇自己“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

会议最后一致决定: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名义是中央驻北方代表。中央交给刘少奇的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指导北方局工作,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还要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

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去华北,委以重任,这是为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

1936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在新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在白区,要注意秘密工作。过去有血的教训,主要是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混淆起来。有些同志以为革命形势来了,大场合来了,就乱干,使过去慢慢弄起来的力量一下子被打下去了。因此,要反对急性病、冒险主义。

当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王首道回忆刘少奇出发时的情况说:

“记得有的同志对少奇同志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少奇同志充满信心,回答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

从瓦窑堡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路途不仅遥远,而且时刻充满着生命的危险。但刘少奇不畏艰难险阻,以坚定的信心担负起责任和使命,以昂扬的斗志应对困难和挑战,以扎实出色的工作来完成党中央交办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对护送刘少奇也作了周密安排,选择从瓦窑堡经陕西现在的富县、耀县到临潼,再从临潼乘火车直达天津的路线。同时考虑到北方地下党经费困难,中断联系很久,那里的情况一定很复杂,困难重重,因此,让刘少奇随身携带一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首饰前去。

从陕北与刘少奇同行的,有负责护送的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特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和中共渭北工委统战委员谈国帆,还有刘少奇的新婚妻子谢飞。谢飞,原名琼香,1913年2月出生于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全家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她被迫转移到香港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初,奉命调到新加坡中共南洋临委工作。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1934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成为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她先在国家保卫局任机要员,后到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工作。1935年10月下旬,她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叫她阿香。

1936年1月17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问题。会后,刘少奇化名胡服即从瓦窑堡出发去华北,去从事党中央交给的新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并且在工作中进一步展现出他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出发的时候,确定由谈国帆担任打前站及与沿途地下党联络安排接送事宜的任务。谈国帆1935年12月受中共关中特委的派遣到瓦窑堡,向中央白区工作部汇报工作。他对渭北一带的地理环境和人事关系都很熟悉,他家所在的临潼栎杨又是地下党的活动据点。后来,谈国帆回忆护送刘少奇出发的情景时说:一大早,我们一行上了路,同行的除贾拓夫、张德生同志外,还有我不认识的两位同志,是一男一女。那位不认识的男同志,当时叫胡服……按照组织原则,我不能多问。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事后,张德生同志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党著名的活动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当天晚上,我们歇在驮儿坪。这一天正是民间送灶王爷的腊月二十三,因此日子记得较准。我们几个人是一路步行走的。虽在边区内,为了安全,我们仍然避开大路。陕北的地形,梁峁交错,沟壑纵横。离开了川道大路,尽是山间小道,僻野荒径,十分难走,一会儿翻过深沟,一会儿爬坡越岭,有的地段还得穿过树林。虽然刘少奇同志年龄比我们大,但他不畏艰难,总是精神抖擞地走着。

刘少奇一行晓行夜宿,有时昼夜兼程,向南疾行。1月23日,他们来到陕甘边区前沿的一个村庄,在一位农妇家里驻脚。这一天,正好是旧历年除夕,老百姓都忙着准备过年。按照传统习俗,家家户户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透着色彩浓烈的红颜色,还飘溢着年饭的醇香。见到这种情景,刘少奇提议,在边区的家门口欢度新春佳节,吃一顿年饭。大家自然很高兴。刘少奇派人买来了鸡、肉、酒菜和大家围坐在一起。他谈话风趣,亲切和蔼。席间欢声笑语不绝,气氛十分热烈。在尽情的欢乐中,大家决心用新的胜利迎接春天的到来。

1月27日,刘少奇一行抵达中共陕甘省委所在地——甘泉下寺湾,受到省委副书记李富春和蔡畅的热情接待。

2月初,刘少奇等人到达今富县套筒原。为了刘少奇的安全,张德生命谈国帆先行赶赴栎杨,通知地下党做好迎接“贵客”的各种准备。之后,由渭北十九路军游击队负责人王杰担负护送任务。

刘少奇在中共关中地委驻地度过元宵节。这里是苏区和白区的交界处。刘少奇在这里为进入白区做好了准备:一是将组织交给的金子(经费)打成了5件小金器:金镯子一对、小项圈、皮带扣、金鞋拔各一个,便于随身携带;二是找了一个向导。

元宵节过后,刘少奇夫妇化装为富商,继续南行。他们穿过国民党军队设置的道道关卡、哨所,由耀县直奔栎杨镇。

2月中旬的一天,黎明时分,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栎杨西北的徐杨村,住在开明士绅杨宜汉家里。杨宜汉是三原、高陵、临潼一带地方武装的领导人,又是栎杨镇公所的头头,在当地有一定名望和势力。他为人富有正义感,喜欢结交朋友,和国民党有杀兄之仇,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他与渭北地下党组织早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积极为边区运送物资,护送过往人员。地下党的同志都亲热地称他为“杨二哥”。他所控制的地区,成为地下党活动的安全地带。因此,谈国帆和渭北地下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选定徐杨村作为刘少奇的停留地点。

刘少奇踏进杨家大门,主人迎上去说道:“客来啦!”随即安排刘少奇住在后院,并吩咐他的夫人王秀莲烧菜做饭,为客人洗尘。

晚上,刘少奇去杨宜汉的房里回拜。此前,刘少奇曾听地下党负责人唐玉环介绍说,杨宜汉平时敬仰共产党人,很爱听讲红军的英雄事迹。刘少奇坐下后,杨宜汉再三表示愿意领教。于是,刘少奇向他讲了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如何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主人听得入了神,直至深夜仍无倦意。刘少奇还向他详细讲解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刘少奇说: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占领了东北、华北就满足得了的,其最终目的是要灭亡中国,让中国人当他的亡国奴;所以中国人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话音刚落,杨宜汉兴奋地说:“我能与贵客相见,感到十分荣幸!听了贵客的话,我精神爽快,病都好了。”刘少奇为杨宜汉的盛情所感动,连连称赞这里可算是敌占区中的“小边区”。第四天,吃过早饭,杨宜汉专门借来一辆马拉新轿车,送刘少奇夫妇去火车站。

临行前,刘少奇对杨宜汉说:“我这个外乡人,来到这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感谢杨二哥的真诚招待!”杨宜汉把刘少奇一行一直送到村外,不停地祝愿客人:“珍重!珍重!后会有期!”

刘少奇一行经北田,过临潼,来到新丰火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人。

突然,警察来到刘少奇跟前盘问:“到哪里去?”“到郑州去。”刘少奇镇静地回答。警察又问刘少奇旁边的交通员:“你到哪里去?”交通员答道:“我去看儿子。”“你儿子在哪里?”警察继续追问。交通员脱口而出说:“我儿子在白军里工作。”刘少奇听着心里一紧。“白军”、“红军”,那是苏区老百姓的语言,在这样的场合根本不能使用这样的称呼。

幸好,火车马上进站了,警察没有再追问下去。事后,刘少奇严肃地告诫交通员说:我们已经进入国民党统治地区了,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以后遇到警察盘问时,不要紧张,说话要注意,不能像刚才那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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