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顺直扩大会
日期:2010-04-15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1928年12月底,在天津法租界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里,按中央和周恩来预定的计划,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了。出席会议的代表,除参加中共六大的顺直省一部分代表外,还有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京东、石家庄、直南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43人。

扩大会议由刘少奇、陈潭秋轮流主持,主要是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内容就是周恩来在《出路》第二期上的那篇文章。报告比较长,内容严肃深刻,生动具体,虽有批评,但绝不武断粗暴;虽有教育,但绝无“家长”口吻,加上周恩来那与人为善的态度,亲切感人的精神,循循善诱的风格,使与会者无不心悦诚服,乐意接受。

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达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制定顺直党的政治路线;二是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造党的途径。这个报告是周恩来在了解北方党的情况过程中,认真准备并进行了反复修改而形成的。

他首先根据六大决议精神,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阐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党的基本任务。指出当前全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介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基本任务不是进攻和普遍组织暴动,而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因此他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党必须注意防止盲动主义,把它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克服。他说:八七会议后北方指导机关的盲动情绪很高,把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采取的争取群众的策略看成是“机会主义”,不顾客观条件组织群众暴动,最后遭到失败,许多同志牺牲,“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必须引为鉴诫。

他又提出,在防止盲动主义的同时,还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他指出,在北方党内确实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如“八七会议后,北方指导机关盲动情绪虽高,但在群众中却绝少反国民党的深切宣传”,“国民党来后,顺直党也没有坚决地在这一政治任务上有很大努力,以致直到目前党内尚存有利用国民党的党员,党外有更多对国民党产生幻想的工农群众。”因此他说:贯彻党的六大决议,不但要反对盲动主义,也要反对机会主义。他告诫说:不要以为六大认为“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的时候而不是直接号召暴动的时候,那么就应该以合法的方法来发展组织,取消一切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这种合法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正确的作法应当是现在就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当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成行动的口号”。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周恩来都明确地为顺直党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对于顺直党内矛盾,他首先作了历史的分析。他说:“二七”以前,北方党是在无产阶级激烈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斗争的历史上,唐山、长辛店、天津都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北方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是当时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国民党在北方的发展很迟,且不足为我们的对抗力量”,北方党斗争的历史环境是好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缺点,“没有经过象南方一样的革命高潮和激烈的革命斗争,故党的发展不能从广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他接着指出:“二七”以后,实行了国共合作,北方党在政治上“隐蔽了阶级独立的政策和斗争”。国民军时代,党有过发展,又过多“宣传各阶级的联合阵线,特别是上层领袖的联合”,“党的政治主张始终混合在国民党之内,不能为群众认识”。“等到苏联大使馆事件发生后,北方党便走入停止日常斗争,等待北伐军来再大干的消沉状态。武汉反动,述之同志北来,更由等待主义进而为闭门主义”。这就种下了北方党“种种的根本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从以上进行的精辟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从顺直党内现实的问题中找出了错误路线产生的历史根源。

接着,他指出:彭述之来北方后,政治上搞“闭门主义”,严重脱离了群众;组织上搞家长制统治,毫无党内民主,“使党员的政治观念无法提高,使错误的政治路线无法纠正”,这当然是错误的。但1月改组会议纠正这一错误时,“不作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产生的根源和正确的解决办法,而只是对机会主义错误负责者进行人身攻击”,于是打破了家长制又走向极端民主化,“不承认指导机关在指导工作上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意见乱跑”,“谁也不信任谁,谁也猜疑谁,谁也不服谁”。他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观念,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周恩来从分析中指明了顺直党内问题产生的组织上的原因。

接着他又指出:顺直党内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历史的和组织上的原因,但“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到现在,“党内的组织仍然没能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党员成分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为此他提出,改造顺直党必须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他列举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种种表现:极端民主化,把反机会主义变成攻击个人和反对知识分子,闹个人意气,搞小组织,雇佣革命观念等等。他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堕落的倾向”,如果任其泛滥,不但可以“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甚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消灭”。他要求顺直全党必须共同负起责任,一致奋斗,把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在这里,周恩来充分揭示了顺直党内问题产生的社会思想原因。

最后他指出:由于这两年“历史上堆积的错误,每个同志都免不了做过或多或少的错误行动,或保留着或多或少的不正确观念”,他说,“但有错误能改”,“顺直全体同志只要肯先承认过去的错误和自己观念的不正确,并肯从积极方面接受正确的指导,肯下决心去做群众工作,则顺直党的本身便有出路”。“中央派工作人员来加强省委指导自然是应当的,但不能以为是解决顺直党务的先决条件。”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要求顺直全体党员都要负起改造党的责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使顺直党组织明确了方向,消除了分歧,增强了团结,从根本上解决了顺直的党内矛盾。

在周恩来报告之后,刘少奇和陈潭秋都分别作了报告。刘少奇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陈潭秋主要谈整顿北方党的方针。会上,针对大家对北方党的不同看法。周恩来解答说: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部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他认为,只要党内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同时,他也劝说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一部分同志:“七月后的省委有错误是事实;但有错误假使能改,不一定便须停止职权。七月后的省委错误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陈潭秋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在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党员都响应了这一号召,例如徐彬如就到下边区里去担任区委书记并到工厂去做职工运动。

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以及关于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周恩来审阅过。通过会议,党内认识基本取得统一,各项工作也做出了合理安排。最后,会议经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革命军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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