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察实情 纠“左”倾
日期:2010-04-15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刘少奇到达天津后,经过调查研究,他认识到,遵义会议后,就全党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已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尤其是在北方的白区工作中,“左”倾思想影响仍严重存在,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北方党组织尽管在事实的严酷教训下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都开始转变,但毕竟对以前的“左”倾路线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批评和清算,还有着残余的影响,甚至在有的问题上表现出还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就是延续了一年之久的河北省委反“铁夫路线”的错误斗争,致使河北党内一大批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受到排挤和打击,河北党的力量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以后,首先为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进行了努力,实现他所主张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很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为此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进行党内外的教育,有的署名K V,有的署名陶尚行,有的署名莫文华,有的署名吕文。

刘少奇认真分析了华北的形势后,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明确提出华北党的任务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刘少奇提出,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进一步提出,为了联合一切抗日势力,有效地准备自己与准备群众,就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团结华北一切抗日势力,进而推动全国的团结和准备抗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与工作方针。刘少奇在4月初写了一篇题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文章,发表在《火线》上。《火线》是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刘少奇和北方局主要通过这个刊物传达党的指示,指导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文章指出:

“今天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

文章详细地列举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种种具体表现及其严重危害,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产生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

此时,在北平发生了“三三一”学生“抬棺游行”遭到当局镇压的事件。

1936年4月1日,天津《大公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北平学生抬棺游行,警队弹压略有冲突,北大开除参加学生四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6年2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令,明文规定当局可以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接着,又饬令华北军政当局对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勿稍宽贷,以遏乱萌”。之后,军警捕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仅北平一地,就有200多名爱国青年被捕入狱。

3月9日,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捕,受到严刑拷打,惨死在狱中。郭清年仅18岁,在临死前含恨地说:“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郭清惨死的消息传到北平各学校,广大学生十分悲愤。有的学生说:“我们不是绵羊,我们不能让人宰割。我们中的一个被敌人杀了,我们要争取掉泪的机会,我们要表示复仇的决心!”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的仇恨,学生运动中“左”的急躁情绪有所抬头。

这时,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决定于3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大会。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白色恐怖下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同意了这个行动。

3月31日,天色阴沉。各校前来参加追悼大会的约有1000人,大多数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会场庄严肃穆,极尽哀容。礼堂里燃着蜡烛,四周摆着吊唁的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一条白布横幅,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而奋斗,虽死犹生!”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弄来一口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前挂着郭清的遗像,更增添了会场上悲痛的气氛。

追悼大会开始。主席致辞后,学生代表献祭品,宣读祭文。祭文说:“我们要把这血淋淋的事实大声告诉全世界,我们要清算这一笔血账。”“我们今后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凄凉。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像火一样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

这时,大批军警将北大三院严密封锁,禁止学生出入。学生们的怒火更加燃烧。有人高喊:“为了追悼郭清和巩固我们的精神,我们要抬棺游行!”这一动议,立即得到追悼会上大多数学生的赞同。

于是,大批学生抬着棺材,涌上街头游行。游行队伍由清华、燕京两校的学生打先锋,北大学生压后阵。队伍走到南池子南口不远处,遭到部署在那里的大批军警的突然袭击,40多名学生被捕,100多名学生被打伤。

“三三一”抬棺游行,是一次壮烈的行动,爱国学生的表现是英勇的。但是,这次斗争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动。这次行动暴露了革命的骨干力量,使一些敌人费尽心机拿着黑名单也抓不到的学生干部被捕了,其中有北平市学联负责人黄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大学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和巫省三、吴沛仓、叶纪霖等四人被校方开除。之后,北大学生会停止了活动。进步力量遭受沉重打击。

这次事件发生时,刘少奇还没有到达天津,当他看到4月1日天津《大公报》的详细报道后,经过详细了解情况,深思熟虑,决定抓住这个事件,在党内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教育活动。

4月5日,他撰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他署了一个使人无法猜到的名字:KV。这封信和前面那篇文章一起发表在《火线》第五十五期上。首先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这次行动的错误和危害。他在信中指出:现在正处在两次广大群众救国运动的中间。敌人正想尽一切方法,向着爱国的人民阵线进攻。这种进攻所给予群众的压力,已经使得过去参加救国阵线的某些动摇不坚定的和中立的阶层,尤其是学校当局,暂时采取徘徊观望以至不参加的态度。这时候,爱国阵线一方面是防御的,要巩固与加强自己的力量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转入反攻和进攻。如果鼓动少数先进分子,向敌人作冒险的进攻,结果就会招致敌人更残酷与更野蛮的进攻,使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给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的损害。“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最后只能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内去‘抗日救国’。这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这是怎样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

刘少奇指出: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是有长久历史的”,所以,这种错误“不是你们负责的”;事实上,大批学生运动的骨干都是新党员,他们不了解过去的“左”倾错误造成白区许多同志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这就不能责备你们;但你们必须懂得“现在中央已在反对这种错误,而认为‘左’倾关门主义是党的重要危险”。为此,刘少奇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并以这一具体事实,“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

信中还说:

“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就是说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做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做,我们相信会得到成功,不会失败——不会失掉群众与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压迫。”

刘少奇的这封信和文章,给华北地区尤其是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带来很大震动。这说明刘少奇已经找到了北方党组织存在问题的结症,这也充分显示出刘少奇着手解决又一个棘手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心,开始扭转北方党组织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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