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六十一”人出狱
日期:2010-04-15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刘少奇到华北后,深感干部的不足。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地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

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住处汇报工作。他讲道:北平草岚子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他介绍了这批同志的情况后请示刘少奇:“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

当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为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的时候,还有60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殷鉴、周仲英、周启敦、胡锡奎、刘锡五、张友清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狱,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草岚子监狱,是国民党在北方集中关押“政治犯”的一座监狱,于1931年9月初设立,因坐落在北平西城府右街北口的草岚子胡同而得名。它起初是北平市司法部门的临时看守所,1932年3月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总院设在南京)。

草岚子监狱是个面积不大的院子,里面有座灰色的二层小楼,是监狱当局办公的地方。楼后面有一座长筒形的大房子,就是关押犯人的牢房。牢房中栏腰有条过道,以此为界,分为南监和北监。监狱周围设置了电网和岗楼,值勤的哨兵凶神恶煞一般日夜监视着“犯人”的一举一动。

其实,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既不是“军人”,也不需要“反省”。当时,国民党设立“反省院”,是有意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折磨,以达到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的目的。这个“反省分院”除对“犯人”实施法西斯压迫以外,还经常使用政治围攻、旧道德感化等手段,企图使被“感化”者“反省”、“悔过”,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向他们屈膝投降。因此,这座监狱不同于普通监狱,“犯人”在这里不仅坐牢,还要经常遭受精神上的折磨。

但是,铁窗锁不住共产党人的志向,镣铐酷刑折不断革命志士的筋骨。当时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是一批坚强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他们虽然惨遭非人的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他们在狱中秘密串连,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狱中同志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了五年半之久。他们在狱中的斗争,是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刘少奇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的紧急措施,这对于党的事业是有利的。同时,他也深知,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

刘少奇首先征求主管组织工作的柯庆施:“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回答:“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出狱。”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全面分析,最后决定将这个意见报告中共中央。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商量后,批准了这个意见。

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执行。刘英后来回忆张闻天对她谈到这件事的处理经过时说:

“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报告,说有一批干部(61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柯庆施找到地下党员徐冰,要他把这个决定的精神传达给狱中党支部。

柯庆施对徐冰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我们一批党员同志,他们是一批经过考验、政治上坚定、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干部,现在急需让他们出来为党工作。”

徐冰说:“我对狱中的党员一个也不认识,联系有困难。”

柯庆施想了想,说:“在你那里工作的,有个孔祥祯,他在那里坐过牢,同他们很熟悉,可以叫他写信到狱中去。”接着柯庆施郑重地对徐冰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

那时候,徐冰以北平中国大学教授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专门从事党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孔祥祯在徐冰的单线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每半个月到他家接一次头。

孔祥祯是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回国后,先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任中共唐山市委军委书记。1931年,他到河北省委军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被关入草岚子监狱。入狱后,曾任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12月,因病保外就医。期间,经组织安排,由地下党员、北平榆林会馆馆长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孔祥祯出狱后,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6年7月的一天,孔祥祯到北平东城徐冰家接头,接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孔祥祯后来回忆他接受任务的经过时说:

“那是7月里的一天,气候燥热,阳光灼人,我照例到徐冰家去找‘三爷’,他一见我就曳着我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走进内屋。

“徐冰突如其来地说:‘现在抗日形势甚好,党需要一批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没有办法。听说你过去呆过的草岚子监狱里还有几十个党员,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出来?’

“我听后先是震惊,后感到毫无可能,回答说:‘这怎么行呢?刑期不满,敌人怎么能放他们出来呢?何况刑期满了,不登《反共启事》,照样出不来呀!除了一条,登《反共启事》,声明从此不再做政治活动,那也得有人保咧!’

“徐冰好像心里有数地笑笑,对我讲:‘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说中央有决定,可以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对他们的这个指示送去呢?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完成。’

“我说:‘虽然我在狱中任过支部书记,对他们熟悉,但已几年和他们没有联系了,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我知道这些同志在狱中立场是很坚定的,你说用自首登报方式出来,他们能干吗?再说,这对他们是个极其严重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上级确实负责才行。’

“徐冰马上接上说:‘这的确是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么敢跟你说呢!你要知道,这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会在政治上负责的。’

       “我的疑虑,在徐冰的解释下,渐渐地消去了。我说:‘既然像你说的这么绝对可靠,那我可以去做。不过,我和他们长期没有联系,又怎么能把信送去呢?同时,狱内的党组织有无变化,我也不知道。’

“徐冰在屋内踱了几步,仔细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去想想办法再说吧。’”

孔样祯接受任务后,连日苦思苦想,寻找联系线索。说来凑巧,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见也是因病保释出狱的魏文伯(当时名叫万曲非),就便问道:“我有一些东西想送到狱中,不知你有认识的人没有?”魏回答说:“我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化名叫王伯平,他和狱中看守人员有关系,可以帮忙。”孔忙问:“他可靠吗?能不能往里边送信呢?”魏说:“他是同情分子,非常可靠,可以帮助送书报、送信。”

孔祥祯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冰。徐冰心中大悦,当即口述北方局的指示,让孔祥祯记录,并以他的名义写好信,交给魏茂林转送狱中。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与家内(意指党组织)联系上了,家里让我营救你们;如果平津陷于日本人之手,再办就困难了。信的意思十分含蓄。

信送出去约半个多月,狱中还没有回音。孔祥祯十分着急。他去找魏茂林询问,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这封信没有失落,已送到狱中了。

原来,狱中党支部负责人殷鉴、薄一波和刘澜涛接到信后,有点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担心这是敌人设置的圈套;况且,孔祥祯出狱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现如何,也不清楚。因而他们看信后未予置理,也没有向狱中的党员传达。孔祥祯将狱中没有回音的情况报告了徐冰。经过一番分析,徐冰说既然送信的人可靠,信也没有失落,那么,干脆把中央的指示送去好了,并告诉他们,这是党的决定,要坚决执行。于是,孔祥祯按照徐冰所言写了第二封信,让魏茂林转送狱中。

据孔样祯回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狱中的同志: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并且考虑到你们都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的范围内作斗争。信中还说: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一律不视为自首叛变分子,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到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狱中党支部接到这封信后,经过认真讨论,认为的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党员传达,并组织执行。

当时在狱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是薄一波。他后来回忆道:

“收到信后,党支部干事会(当时我是支书,干事有殷鉴、刘澜涛)看了,认为可疑。……决定‘不作讨论’。

“时隔数月,又收到第二封信。大意是:上次给你们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让写的。信去后,已经三四个月了,未见你们动静。胡服让再给你们写这封信。现在外面工作正在迅速开展,各方面都很需要人。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做的是完全对的,说明你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也正因这样,组织上认为你们现在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党需要你们这样做。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现在要求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外面也正在想办法,想向‘反省分院’的上级活动,取得支持,并想找一个进步人士打入‘反省分院’,帮助你们早日出狱。”

1936年8月底,第一批九位同志出狱。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等出狱后,很快和孔祥祯取得了联系。当时,狱中同志的警惕性很高,为慎重起见,要求第一批出狱的同志立刻对上述信件的内容加以证实。如果确实是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即送一只烧鸡给狱中同志为号;要是情况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等出狱后不几天,即派人给狱中送去了一只烧鸡,打消了一些同志的疑虑。

从1936年8月31日起,到1937年3月,依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分作九批先后履行有关手续出了监狱大门。

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出狱的这些同志出狱后大都很快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急需的战斗岗位上。如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董天知、韩钧等被派去山西,做阎锡山的上层统战工作,张友清去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马辉之分配到河北省委,李楚离担任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刘澜涛先去绥东,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安子文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这批干部分赴华北各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加强了白区党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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