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部署华北抗战
日期:2010-06-01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刘少奇在开完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后,原来准备在延安稍作停留后就返回北平,继续领导北方局的工作。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西南部的卢沟桥畔突然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驻军被迫还击。中国人民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开始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发出《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的指示》,要求北方局“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指示》中还提出:“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

根据中央这个指示,刘少奇在7月14日致电给留在北平的北方局秘书林枫,指出:“日本已大规模向华北增兵,南京、宋哲元一方面向华北增兵,但同时向日本进行妥协的交涉,我们应坚决反对再有任何让步,反对签订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定,主张为保卫华北、平津抗战到底。为集合一切力量抵抗日寇起见,我们可向各方接洽,在平津组织国防委员会或城防委员会之类的领导一切抗战事宜的机关,包括各武装部队、政权机关及群众团体代表在内。”他还在电报中告诉林枫:准备在第二天动身去西安,因为前往北平的火车已不通,或者先到太原、石家庄,再同你们联系。

7月16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刘少奇和杨尚昆从延安启程,前往华北,准备重新组建北方局领导机构。他们先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向集结在那里的红军高级领导干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随后,便经西安乘火车赶往山西省会太原。

刘少奇于7月28日抵达太原。就在他离开延安后,华北局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侵略军于7月26日发动大规模进攻。29日,攻占北平。30日,天津失守。日军占领平津后,更加疯狂地一面沿平汉和津浦铁路向南推进,一面以主力沿平绥和正太铁路向山西发动猛烈攻势,战争形势更加严峻。

刘少奇到达太原的当晚,就电告张闻天并转林枫和中共华北联络局局长王世英等,告诉他们“我已抵太原,正设法与各方党部联络,并指导工作”,“几次派负责人到北平均误,不能到达。”“如因形势不利,保卫平津已无可能,在平津不能存在的群众领导与党员方可有计划的离开平津,到军队与农村里组织抗战。”“民先总部、华北救国会等,如在北平不能存在,可移至太原。”第二天,又致电向张闻天、毛泽东报告:“我们即拟在此布置工作,与各方联络及领导工作”。

刘少奇立即展开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重新组建北方局领导机构。白区工作会议后,原北方局书记高文华留在延安。8月初,刘少奇同先后到达太原的杨尚昆、彭真、朱瑞等,遵照中央指示,在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领导机关,成员有:刘、杨、朱、彭四人。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后来在十二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补充杨尚昆任副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朱瑞任军委书记,北方局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在此期间,刘少奇不断向中央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为开展在整个华北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建立如西安之办事处机关,代表红军进行统一工作。”

8月1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时局形势及任务中央正在考虑中,工作指示以组织民众、推动抗战为总目标,地方口号由各地自定之。”3日,刘少奇向张闻天报告在平津失陷后北方局给华北各级党组织指示信,其大意:日本占领平津后,不会停止它的武装侵略,中国即将过渡到抗战新阶段。他根据华北的实际情况,敏锐地把准备并发动游击战争提到党的任务中十分突出的地位上来,并且对敌占区和尚未沦陷的山西地区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我们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应普遍发动游击战,在平津应加紧准备,响应抗日军民的武装斗争,以致武装暴动,恢复平津。在我军后方,加紧统一战线的活动,组织与动员群众参战为各地党部主要任务。准备游击战争,组织志愿兵、自卫军等。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改变平常时期的工作方法,灵活各地交通联络,使党的发展赶上群众的发展”。同一天,他致电张闻天,要求“选派游击队干部十人至廿人来”。8月12日,他又致电张闻天:请即派游击队干部前来。在抗大学习的北方学生,毕业后请尽量派回。8月21日,他再次致电张闻天,提出请中央致电王世英、林枫及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设法退出平津到太原来。上述人员退出后,由河北省委负责指导平津、冀东的工作,并在平津建立秘密交通及联络站。他还指出:一切半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在名义上取消,另组织合法团体。干部及工作重心我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

根据这个基本考虑,刘少奇分别派人到平津、河北、山东、绥远,设法与各地方党部联络,指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对平津地区,刘少奇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他提出平津党组织应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在北方局领导机关撒到太原后,重新组织新的河北省委来指导平津冀东工作,并在平津建立秘密交通及联络站。向他们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在冀东,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

对河北,刘少奇多次强调:抗战爆发后,河北省委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抓紧这一点来布置工作。抗日游击战争在天津等城市中是不能进行的,要在乡村中才能进行。因此,你们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乡村中去”。他要求将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能够参加游击战争的都派到乡村去工作,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在校的学生以至在业的工人同志,都应该分派下乡去参加游击队(如果能够去参加的话),只留很少数的同志在城市中建立秘密支部”;一切半公开的救亡团体一律取消。要迅速转变工作方式,转到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去进行反日斗争。“由城市到乡村,由非武装的斗争方式到武装的斗争方式。”“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应动员工人、职员能迁移者,迅速迁移,不能迁移者,准备和组织在失守以后的对敌斗争、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刘少奇后来在延安总结敌后工作的经验时讲道:

“武装斗争是有三种方式的,即正规战(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与武装起义。在这三种方式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我们应该采取哪一种呢?主要的和基本的我们应该采取游击战争。这是因为我们组织好了的队伍不很多,如果我们拿这点队伍去进行正规战,那是极有限的力量,那就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那就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我们新组织起来的队伍,一时是不能进行正规战的。而我们被消耗了,人家是不补充我们的,并还不许我们组织新部队。”“游击战主要是在敌后进行的,是站在抗战的最前线,是最困难进行的,是我们应站的岗位。”

彭德怀曾在党的七大上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评论:“这一道理,在今天看来,这是极平常简单的,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讨论并决定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是: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确定了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针,刘少奇越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充分利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放手地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指导着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开辟着新的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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