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接力与时代的诉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日期:2019-07-04           来源:河北党史网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近代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其中,“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到底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继续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毛泽东曾经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是革命果实却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北洋军阀对内的专制、割据、尊孔读经,对外的卖国、屈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孙中山曾沉痛地指出:“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与日俱增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吴玉章也说过:“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到了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面对残酷的现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甘于失败,他们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其后屡战屡败,革命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为实行议会制奔走呼号,结果惨遭北洋军阀暗杀。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他们认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救国斗争,其成效甚微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对此“若观对岸之火,熟识而无所容心”。因此,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在此认识基础上,他们发动了一场以廓清蒙昧、启发民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指引下,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攻击。陈独秀指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的土壤。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抨击独尊儒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以提倡健全的人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

从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李大钊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陈独秀也表示,孔教亦绝非无可取之点,“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社会所谓正统思想的权威,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打开了闸门,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早在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1902年至1903年,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日文著作如《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曾刊出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过某些介绍。直到1917年初,《新青年》在答记者问时,还这样写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行也。”由上可见,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对苦苦探索中国出路而未果的先进的中国人来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一文中所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最先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1918年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进行论述,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年11月,在其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章中,讴歌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热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中国工人阶级逐步走向自觉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外国在华企业中,其后,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据统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以上。除了产业工人以外,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地位相近、与机器大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等,其总数约40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除了一般工人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第一,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国的无产阶级更具有坚决性和彻底性。第二,人数虽少,但绝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企业中。这种集中状况,既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又有利于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第三,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与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革命联盟。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里,中国工人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较早地参加了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直接促进下,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加快了由自在走向自觉的步伐。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既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以前,只有李大钊等少数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打破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也改变了先进中国人向国外学习的路径。瞿秋白指出,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决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它。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广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此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1919年5月5日,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新青年》第六卷五号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连载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李达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进行了对比研究。他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杨匏安、李汉俊、陈望道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经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的书籍,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李达、李汉俊等,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宣传者。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因而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统计,五四运动前后,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由此表明,五四运动前兴起的以批判封建文化为中心内容新文化运动,此时,已经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指出:“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由于在斗争中切实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在北京,1920年5月1日,邓中夏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团及北大工读互助团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在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此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

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工厂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阶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此外,五四运动还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关注,直接促进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联系,加快了党的建设步伐。五四运动前,列宁和共产国际正在集中精力领导欧洲革命。五四运动发生后,正是由于共产国际东方组织“曾接到海参崴方面报告,知道中国发生了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因此,才派人“访问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在访问的过程中,开始商讨在中国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从而加速了党的创建的步伐。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党的早期组织活动卓有成效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中国工人运动持续发展。各主要工业城市接连爆发经济、政治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据统计,1919年下半年,上海的工人罢工达13次,1920年增至56次。这一时期的工人罢工,多数带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水平的提高,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迫切需要找到实现本阶级意志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迫切需要从中国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其诞生成为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

1920年2月,陈独秀、李大钊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开展筹建活动,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如何在中国进行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成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等。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共产党组织。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外,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有重要的作用。1920年9月,《新青年》逐渐成为上海党组织的理论刊物。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它公开介绍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主张。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的方式来宣传克思主义。如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励新》半月刊、广州的《广东群报》等。这些刊物都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此外,各地早期党组织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三次论战。第一次是同胡适围绕“问题与主义”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第二次是同张东荪、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第三次是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指出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通过这些争鸣和论辩,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进一步壮大。

第二,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大力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他们纷纷出版工人通俗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还创建了工会和劳动学校。1920年11月,李中主持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出版《机器工人》。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上海的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和小沙渡劳工半日学校,北京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工会)、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等。1921年1月,由李启汉、俞秀松负责的职工运动委员会成立。这些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第三,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1920年8月22日,作为共产党后备力量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

第四,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的和阶级斗争的现状。在上海发起组的推动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了建党问题的讨论。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必须首先建立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在中国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中国共产党的航船从嘉兴南湖扬帆启航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由于受到法国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

参加会议的各地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这一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明确地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不过,这一纲领未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党在当时阶段的基本任务做出恰当的规定。这反映了党在初创之时,其工作是不完备的。不过,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党,存在这种状况又是可以理解的。

大会规定了党员的条件和党的纪律等,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党的一大决定暂时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具有伟大的意义。

第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可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司令部。

第二,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革命的前途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三,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把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联结并成为其中一部分,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途。

总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来源:《党史文汇》2011年第1期,作者:黄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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