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洲:追记我的二位革命奶奶
日期:2022-04-27           来源:河北党史网


我的家在曲阳县路庄子乡王羊村。从我懂事起,通过耳濡目染,街谈巷议,知道了从抗日战争时期起,我家就是一个红色革命家庭,是我党地下工作的“堡垒户”,先后有六七位亲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在革命战争中表现突出,建国后走上了领导岗位。直到一九六九年我应征入伍前,通过我的五奶奶和父亲的讲述,我才知道,都是因为有我的革命奶奶靳香梅引领。

奶奶引领我家走上革命路

我的祖父王小奎弟兄六人,因家境贫寒,我的三个爷爷终身未能娶妻都是单身一人。奶奶靳香梅系邻村靳羊村贫穷人家之女,儿时因病无钱医治左腿落残,奶奶嫁给爷爷后,为有个照应将妹妹靳雪梅介绍给我五爷王小五为妻,亲姐俩成了亲妯娌。因家贫我的六个姑姑五个给人当了童养媳,为养家糊口六位爷爷常年在外当长工、打短工,一家人不分你我,相依为命。伯父、父亲弟兄几人年幼,家中事务重担就落到了二位奶奶肩上,她们时常下地劳动干些杂活,经常与外部接触“抛头露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曲阳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区委干部王秋芳(后任区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市委委员、矿务局书记)经常以卖油条和打短工为掩护,走村串街物色发展对象,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王秋芳看我的两位奶奶出身农民,勤劳朴实,有时帮我家干些零活,在接触中开始向她们宣传党的思想和抗战政策,宣传劳苦大众只有团结起来、拿起枪同敌人作斗争才有出路的革命道理。自此,革命的“火种”通过奶奶传播到我家,奶奶有意安排父亲和伯父与王秋芳接触,遇有风雪雨天就留王秋芳在我家住宿,经常给父亲、伯父宣传革命道理,由于王秋芳的培养和奶奶的影响,1939年春年仅十六岁的父亲王文生、十八岁的堂伯王庆生(五奶奶长子)经王秋芳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我父亲在发展李老跃等三人入党时,得知其已通过另一秘密渠道于几个月前入了党,父亲报请区委核实批准,合在一起成立了党支部,父亲首任支部书记。为了扩大党的队伍,父亲、伯父先后发展我的两个姑姑入党,还在河湾、安羊村、路庄子、马羊村、靳羊村、王庄尔村发展我外祖父刘老桥等党员二十多名,并协助区委指导各村秘密建起党的组织。之后,父亲被吸收为小区委员,仍兼任村党支部书记。

因我村党的工作发展较快,村民成份纯洁可靠,加之我村北临山岗,南近山坡,山脚下有多处滑石洞相连,便于隐蔽藏身开展工作,我家也成了一区领导的常驻地。县委书记荀昌五(解放后任林业部副部长)、县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王庆山(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工会副主席)不时来我家落脚,区委干部经常在我家碰头开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考验,几位县区领导觉得二位奶奶为人诚实可靠,便与我家结为亲戚(我六姑与王庆山之四弟结婚,王秋芳之子认五奶奶为干娘,县敌工部长付银柱之妻与大姑结为干姐妹),自此,我家因革命与党的县、区领导结缘结亲,亲情友情阶级感情凝聚在一起,二位奶奶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对待党的各级领导胜似亲人,姐妹俩组织上虽未入党,但思想上觉得自己就是共产党人,为此积极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主动协助党组织工作,带头参加抗日支前、捐款捐物等活动。由于二位奶奶的带动和影响,我村党的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被上级称为“小苏维埃”,我家成为党可靠的地下“堡垒户”。

革命热情在斗争中燃烧

二位奶奶长得不算高,还裹着脚,我奶奶左腿有点瘸,但她们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当时村里成立了游击组,缺少枪支,奶奶得知情况,就说服爷爷把卖掉二亩山地的钱,和她们织布纺线、养鸡卖蛋攒的私房钱加在一块交给了父亲。父亲通过区里和亲戚关系在行唐县购置了两支橛把子手枪和两支维修过的“汉阳造”,从此父亲这个支部书记兼游击组长就有了“热兵器”。父亲和伯父曾多次参加付银柱部长带队的“除奸”行动,成了付部长在我区除奸行动的得力助手。为赶制军鞋,老姐俩相互比赛,看谁做得多,做得好,并以此带动本村和邻村妇女们参与,掀起了比学、赶、超做军鞋的高潮,超额完成区委下达的任务,受到区委表彰,被树为全区的典型榜样。

随着抗战的日益残酷,因我村离县城较近(仅五华里),敌人时常骚扰。为确保县区领导的安全,二位奶奶和家人一起在我家秘密挖了通往邻居家的藏身洞。后在我村党员干部挖地道时,两个奶奶积极做饭烧水,不时参加挖掘活动,这样历经春夏秋冬,长达二华里的地道不但家户通,还通到村外河沟、野地,有效地保护了县区领导干部和村民的人身安全。遇有日伪军骚扰,县区领导时常转移到离我村三华里的骆驼山滑石洞内藏身,需送饭送信,为安全起见,不引人注意,奶奶安排正值童年、经常到山坡拾柴、放羊的其外甥张木奇(大姑之子)为秘密交通员,张木奇多次穿梭于县、乡、村、山间给领导送饭送信,较好的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县区领导正在我家开碰头会,傍晚时分,有一个人伪装成卖货郎在村口贼眉鼠眼地问这问那打听情况,声称到我家讨口水喝,赖着不走,形迹可疑。在门口放哨的奶奶给五奶奶递了个眼色,五奶奶急中生智报了信,几位开会的领导当即钻进了我家的藏身洞。后来,王书记和付部长每每说起此事,都感恩奶奶救了革命干部!后经证实,此人姓李,确实是汉奸,后被除掉。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县区领导做出决定处决本区内七名汉奸和叛徒,其中有两个住地离县城较近,不便使用枪支,分别用砍刀、铁棍处死。

二位奶奶除了积极完成掩护保障县区领导的人身安全外,还主动请缨协助完成区村党组织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1943年秋的一天晚上,日伪军将我村一名曾当过游击队员的王XX抓去当壮丁,后又强迫其在城东一炮楼当伪军。我父亲立即向区委作了汇报,区领导便责成我父亲动员其妻劝返,因其妻年轻胆小不敢去,我奶奶知道后主动要求陪同前往,区领导考虑我奶奶腿脚不便,意欲另选他人,奶奶却说她腿脚不便反倒不易引起敌人怀疑,这样区领导同意了奶奶的请求。到炮楼后,奶奶见其思想未变,便委婉转达区领导指示,让他了解掌握炮楼人员思想情况,尽快择机逃回村里。后王XX回村,向我父亲汇报,炮楼内一张姓伪军几次逃跑未成,思想积极,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我父亲便向区领导作了汇报,县区领导根据他提供的情况,物色专人秘密与张X接触,经一番努力,张X带几名伪军携抢起义投诚。多年以后,王秋芳书记提及此事,还说这有我奶奶的一份功劳。由于奶奶姐俩革命事迹突出,在当地表现积极,影响面大,被区委誉为“英雄姐妹”。

国难之时送四位亲人参军

二位奶奶最宝贵、最可敬之处,就是把革命和解放事业看得比家重,比自己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们积极宣传“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思想,她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九四零年初,在抗战最危难的关头,奶奶和五奶奶把伯父王福生、堂叔王彩生(五奶奶之次子)一起送到晋察冀三分区二团当了八路军,参军后即参加了“百团大战”。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当年九月三分区二团奉命参加杨成武将军指挥的涞灵战役——夺取涞源县三甲村日伪据点的战斗。由于敌人据点坚固、装备精良,加之有敌机支援,战斗十分惨烈。作战中,年仅二十岁的伯父王福生英勇牺牲,堂叔王彩生光荣负伤(三等甲级残废),面对亲人的牺牲和受伤,二位奶奶并未沉陷悲痛之中,而是化悲痛为力量,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革命需要人,好小子要当兵。奶奶便动员我的另一位堂叔王银山(二爷之子)到华北部队四纵队当兵,随后他参加了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多次立功授奖。回国后,他主动要求回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四六年春,奶奶又把年仅15岁的外甥张木奇送到部队。当时部队领导嫌其年少个头小,不愿意收,奶奶就找到时任区委抗联主任杨二祥(后任区委书记)给部队领导讲情,介绍我家和张木奇的革命经历,后被部队收下当了通讯员。一九四九年已升任通讯班长的张木奇十八岁时,由于政治可靠、机智勇敢、表现突出,从华北部队选调到驻北京香山的毛主席身边当卫士(警卫员),同毛主席朝夕相处整十年,多次跟随毛主席外出视察、考察、访问,深受毛主席关爱。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了叛乱,张木奇刚转业到交通部,便积极报名参加援藏工作,到西藏先后担任日喀则市公安局科长、副局长等职,三年为期的援藏工作,他一干就是十八年,后调回交通部水运设计院纪检部门任职(副厅级),曾荣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和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曲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春,我的父亲被县委选调到县政府财税部门工作,当时,奶奶的残腿日趋严重,行走不便,我父亲犹豫不决,奶奶看出后力劝父亲,要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临行前,奶奶再三叮嘱我父亲:“要时刻不能忘,咱是穷人出身,翻身不能忘本;时刻不能忘,你已是党的人,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不管当什么干部、干什么工作都要为老百姓办好事、服好务”。奶奶的教诲成为父亲一生的座右铭,从解放初进城到1972年父亲病故离世,父亲先后任股员、税务所长、公社副社长等职,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革命的“老黄牛”、“实干家”。

二位奶奶及前辈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激励我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追记我的革命奶奶,就是要让年轻一代继承前辈遗志,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来源:曲阳融媒)


[  编辑:苏静    孟文倩(实习)      责编:郭小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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